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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40年变迁:不再是改变命运的“独木桥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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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众网记者 孙杰 李兆辉 王宗阳   6月8日下午,随着英语科目交卷铃声响起,山东2017年夏季高考正式落下大幕。从1977年9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开始,这个千军万马过“独木桥”的考试,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。40年间,时代在不断地进步,高考也早已不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。近日,大众网记者对话了三代高考人,听他们讲述自己和高考的故事。 田鲁明向记者展示当年的准考证   一次考试,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  田鲁明,62岁,山师附中退休教师,1977年参加高考,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物专业。   卜平平,57岁,济南公交二公司一队机务员,1978年参加高考,最终因几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。   虽然都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,又都有过下乡的经历,不过,田鲁明和卜平平间没有任何交集。但如果把两人的经历放在一起比较,你又不得不感叹,高考是改变他们命运的一个分水岭。   1977年9月,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,会议决定立即恢复停止了10年之久的高考,“以统一考试、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”。接到要参加高考通知时,田鲁明正在印刷厂里忙着往各地分发大众日报。“当时大众日报一天要往各地分发5万份报纸。”田鲁明说,他的工作就是捆报纸、往车上搬报纸。   “那时的条件和现在不一样,当时车间里整天尘土飞扬。”田鲁明告诉记者,虽然工作时都会戴着口罩,但每天鼻子里还是黑乎乎的。   当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,田鲁明就下决心一定要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当时,他一天要工作8小时,三班倒,田鲁明每天除了睡觉和工作外,剩下的时间都在学习。   最终,田鲁明被山东师范大学生物专业录取。“当时因为没有经验,不知道试卷是两面的,所以有一门化学忘了答。”田鲁明笑着说,如果算上化学成绩,自己可能就被第一志愿的中国海洋大学录取了。   据统计,1977年底,约有570万青年“回归”高考考场,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.3万名学生,录取率仅为4%,本科更是凤毛麟角。   为了纪念自己从数百万人中脱颖而出,田鲁明至今还保留着大学的集体合影。“当时班里40个学生,现在有一半都在大学里当老师,还有七八个在国外,混的都很好。”田鲁明说,当年班里同学中60%都是农民出身,如果不是因为高考,他们可能现在还要辛辛苦苦地种地。   2015年退休后,田鲁明每年都要和老伴儿去国外看看。最近,田鲁明又计划着和老伴儿去欧洲旅游。“如果不是因为高考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,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过得这么自由。”   比田鲁明晚一年参加高考的卜平平,虽然被学校从众多学生中选中参加高考,但却遗憾地与大学失之交臂。落榜后的卜平平进入济南公交公司,先后做了18年的维修工人、3年的公交驾驶员、17年的技术管理工作。如今,已57岁的卜平平负责公司108部公交车辆的技术管理工作。“我挺幸运落榜后能找到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,不过如果当年考上大学,现在怎么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。”卜平平笑着说。 田鲁明至今还精心保留着大学毕业照。   高考帮他走出农村,却没让他捧起“金饭碗”   高考,对于普通人尤其是那些祖祖辈辈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民来说,一直被视为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“独木桥”。不过,1996年开始,国家对于不回原籍的大学毕业生不再包分配,2000年开始,全面停止了包分配制度。而这也让一些大学生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了改变。   李剑佐,1997年参加高考,私企老板,毕业于某交通类院校专科。   李剑佐还记得,当自己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,全村都沸腾了。“你们这个家族真是烧高香了,年年出大学生”“咱们村又有光了,又出了个大学生”“以后分配到政府机关里,可别把乡亲们忘喽”……村民涌进李剑佐的家门,发自肺腑的感慨。哪怕沾一点点亲的七大姑八大姨,也第一时间赶来庆贺。   在那个年代,通过了高考,就意味着捧起了“金饭碗”,将来肯定会到政府或者国企上班。李剑佐说,这场惊动全村的庆贺,大概持续了半个月,他家为此准备的饭菜不下20桌。   然而,作为一名教师,李剑佐的父亲却知道,国家从1996年开始,就不再为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,孩子虽然考上大学,但毕业后却不能像以前的大学生一样,顺利地进入政府事业单位。工作的事就像一块巨石一样,重重地压在了李剑佐父亲心上。   “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,之前村里的大学生都分配了好工作,虽然工资不多,但都是有身份的人了,而我毕业后如果连份工作都没有,回到村里肯定是件丢人的事。”李剑佐说,他当时就明白父亲的担忧,所以他在大学努力学习,希望毕业后,凭借自己的能力在tengbo588腾博会上谋到一份工作。   虽然在国家“双向选择”的政策指引下,李剑佐最终在一家国企找到了一份“铁饭碗”的工作,但要想拿到这个所谓的“铁饭碗”,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按照政策,李剑佐需要先向当地部门一次性缴纳8000元的“城市增容费”,才能获得这个工作机会,留在城市。“8000元,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。家里不可能拿得起。”李剑佐说,他没有等父亲“说不”,便收拾行囊,只身踏入省会济南,开始了他打工的生活。   “如果我继续留在村里,村里人肯定怀疑我‘铁饭碗’的真实性。只有我出来,赶紧找份工作,才能尽快把这个事敷衍过去。”李剑佐说,没想到的是,他在济南凭借自己在大学所学的计算机专业,被一位民企老板相中,从此进入监控软硬件行业。   2004年,李剑佐在济南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公司--山东剑佐电子有限公司,从事电子工程、电视监控以及通讯、消防工程的设计、安装等,李剑佐的成功让村里人都为之羡慕。   如今再谈起那段往事,李剑佐丝毫没有埋怨自己生不逢时,“不包分配,反而逼着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使劲的往脑袋里塞知识,以防被tengbo588腾博会淘汰。” 李剑佐说,不包分配也是好事,起码学生自己的命运不用再被学校负责分配的老师把握。   高校扩招本科“井喷”,他专科毕业却拿着6位数年薪   在叫停大学毕业生包分配的政策后,1999年,全国高校又开始大规模扩招。在那个人人都可以高考的年代,大学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“值钱”。数据显示,1999年,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增加51.32万人,招生总数达159.68万人,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.4%,之后2000年的扩招幅度为38.16%,2001年为21.61%,2002年为19.46%。   宋文坤,32岁,中铁十局电务公司电气化第二项目部副经理,2003年参加高考,毕业于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汽车电子专业。   2003年,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,而宋文坤恰好就是那一年参加的高考。“当时我们班里有一半人都能考上专科。”宋文坤说,由于自己在班里也只是中游水平,所以最后不出意外地考上了一所专科院校。   毕业后,当那些本科毕业生们还在嫌干工程又苦又累不挣钱时,宋文坤抓住机会向中铁十局提交了简历。用宋文坤的话说,自己一个专科毕业,要是能有机会进入这么大一个国企工作,还有啥可挑的。   进入十局后,宋文坤被分配到了电气化项目部工作。“虽然我也学的电子专业,但是来了以后才发现专业完全不对口。”宋文坤说,为了顺利通过见习期考核,他只能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进行学习。   于是,他白天奔波在现场一线,对施工过程和关键工序进行盯控,晚上便一头扎进图纸和规范里,琢磨施工工艺,直至凌晨两点多。宋文笑着说,自己高考时候都没这么拼过。   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他接近一年的苦学,他终于顺利通过了见习期考核,并定职工程师,先后参与负责了青岛客站、胶济客专、京沪高铁等重点工程的技术管理工作。2008年,宋文坤组织编写的“提高压接式整体吊弦计算预配安装准确度”荣获了当年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。   可就当他对接触网技术工作能够独当一面时,2009年,由于项目部缺少电力技术人员,宋文坤又主动请缨,接下了这个重担。“活总得有人干,咱本身起点低,多学点技能没坏处。”宋文坤笑着告诉记者。   于是,他一方面主动到相邻标段单位进行学习,一方面向班组有经验的老师请教,一边靠实践摸索经验。经过短短三个月时间,便基本掌握了电力施工技术规范。在他的带领下,电力专业提前15天一次送电成功,受到了建设单位的高度赞扬。   如今,宋文坤已经从当年的一名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项目副经理,年薪也达到了6位数,许多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。“其实学历并不意味着成功,通过努力,即使我们一样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”宋文坤感慨地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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